【中国环保在线 行业动态】“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近年来，每当各地有垃圾焚烧厂，污水处理厂、危险废物处置厂等环保基础设施要上马，几乎都遭到周边民众不同程度的反对，有的担心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会造成影响，并进而采取强烈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这就是人们这几年经常能遭遇的邻避效应事件。
　　　　
　　近年来，因垃圾焚烧场、污水处理厂等环保设施建设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而大部分事件的后结果都是“一闹就停”。一边是严峻的环境形势亟待新建环保设施；一边是公众质疑、邻避效应，部分环保设施在我国遭遇需求之切和落地之难的尴尬，终陷入零和困局。
　　
　　据住建部数据，全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2/3陷入垃圾的包围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一边是城市对于垃圾焚烧、污水处理、危险废物处置等环保基础设施的迫切需求；一边却是群众对于这些环保项目的高度敏感，建设进程大大延误。如果“一闹就停”的怪圈延续下去，这种恶性互动的结果，必然是政府、企业、公众利益共输的零和困局。
　　
　　“一闹就停”折射出“邻避效应”。建设环保项目，产生效益为全体社会所共享，但环保设施同样会产生污染，对于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的负外部效果，却由附近群众来承担，于是很容易激发相关群体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对此，有关部门不能一味地“一闹就停”，息事宁人，而应正视公众关切，解决矛盾纠纷，推动项目顺利实施，变共输的“零和博弈”为多赢的“正和博弈”。
　　
　　蛋糕还是苦果？
　　
　　作为一个舶来词，邻避是NIMBY的音译和意译的整合，这是一句口号“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在我家后院）的缩写。意思是一个地方的居民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风险从身边驱逐出去；或者不允许这种风险进入自己的家园，欲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总之是对为害一方的环境问题或风险，表达强硬的拒斥态度，并为此付诸行动。
　　
　　在民间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锋看来，邻避运动并不是刚刚兴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系列与生态保护有关的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保护运动、怒江水电站开发纷争等事件就依稀体现了邻避运动的雏形。但他指出，邻避运动的“兴盛期”在2013年便已显现。
　　
　　据公开资料，邻避运动可以分为:事先预防型，以过往经验为依据，通过邻避运动方式阻止项目上马；事后追究型，环境危害已经发生后，受害者以司法诉讼、街头运动等方式寻求正义公平的处理及相应赔偿；主动建设型，这种类型并不只是为了单个群体成员的利益而进行的运动，而是把整个生态环境当做自家“后院”，同时也将制度改进作为目标，以司法宣传社会运动等为手段，防治环境危害及追究环境责任。
　　
　　多原因引发邻避效应
　　
　　但原本为公众带来良好生态效应的环保设施为何被嫌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日前指出，环保设施同样会产生污染，对于疑似会产生污染的项目，出于对自身权益的关怀，公众提出质疑甚至抗议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是常见的。
　　
　　由于此前我国环保基础设施的滞后，严峻的环境形势亟待新建环境治理设施，但部分环保设施又遭受公众质疑，进而产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效应。专家表示，如果环保设施“一闹就停”，在这种恶性互动中，终是政府、企业、公众利益共输的零和困局。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认为，“邻避效应”的产生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监管漏洞所导致的公信力缺失。我国环保产业起步晚，部分排放标准、环保监管等方面不够严格，一些垃圾焚烧、污水处理厂等环保项目运营不善、污染超标，臭气、烟尘处理不到位甚至偷排，影响整个产业形象，环保监管缺乏力度，给公众造成不良印象和抵触心理。
　　
　　其次，公众对环境利益的自我维护意识日益加强，但政府、企业缺乏透明公开的项目信息、平等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公平合理的补偿机制，部分项目选址过程不够公开、环境评价不够规范。从已发生的垃圾焚烧抗议事件中可看出，尽管当地政府也采取一些解释、沟通工作，但临时抱佛脚的应急举措难以让公众信服。
　　
　　此外，部分环保行业上的恶性竞争也是导致公众焦虑的主因。“低价干不出好项目。”张益警示说。业内人士担忧，一些企业以低价中标拿到项目后能否真正有效运营、达标排放，如果政府提价还好，若政府不涨价，只能牺牲环保，造假盈利。
　　
　　生态共融助阵
　　
　　这不，在海南三亚的凤凰镇，某环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森林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众所周知，垃圾焚烧可以变废为宝，但垃圾焚烧厂的落地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北京、上海、杭州、广东、江苏等省市都遭遇过落地难题，在公众的认知里，垃圾焚烧厂排放的烟气特别是二噁英对健康会造成严重危害，垃圾臭味难耐。“垃圾处理厂可以建，但就是不能建在我们家附近”。
　　
　　由于近几年三亚垃圾的急剧增长，2013年，在凤凰镇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消息一传出便遭到了附近水蛟村村民的反对。王森林索性就住进了村里，而且一住差不多就是40天，每家每户去做工作，为村民们讲解项目使用的技术和环保监督的手段，为村民发放宣传手册，甚至组织村民到光大已经运行的常州、苏州的焚烧发电厂实地参观。就这样，村民的疑虑消解了，项目终于得以开工建设。
　　
　　项目开工及建成后，村民还时不时去工厂参观。公司把职工宿舍也修到了厂区里，村民们看了以后就更放心了。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公司与三亚市环保局、园林环卫局合作实现在线监测联网，开通实时在线查询功能，同时还通过电子屏将重要环保参数对外公布。
　　
　　对此，该企业副总经理蔡曙光曾表示，与社会共融的生态理念是化解邻避冲突的有效途径。
　　
　　单有信息公开还不够，相应的生态补偿也不可或缺每处理一吨非本区域的生活垃圾，受益区域的财政要补贴50元，用于产业园内生产设施的技术升级、环保设施的建设及生态恢复。对于杭州九峰项目，杭州市政府按照每吨垃圾75元的价格补贴给项目所在地政府部门，用于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参考资料：经济参考报、中国环境报、人民网、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