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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源
焚烧发电先分类，那个丢不掉的“不合理成本”
2018年7月14日，由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主办，以“临界点——新时代环境企业蝶变与转型”为主题的2018中国环境产业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锦江环境的总裁张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垃圾处理的成本，有很大原因是来自垃圾并未预先分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仍在为不合理的成本埋单。
当前，垃圾焚烧行业整治，已经提到了污染防治攻坚战重要日程中，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正在加快推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全面部署生活垃圾分类。截至目前，134家中央单位、27家驻京部队已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全国29个省(区、市)已完成省直机关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目标，46个重点城市均已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设施体系建设。
01 垃圾处理的“不合理”成本
中国锦江环境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早期的垃圾发电运营商。从1998年创建中国座流化床垃圾焚烧厂，至今已发展了近20年。
张超介绍说，垃圾发电之前会做一个垃圾的预处理，这个过程会将很大精力投入对垃圾进行分类。从垃圾处理站运来的垃圾，被称之为原生垃圾，这些垃圾在焚烧之前，对进行分类处理，一般分为三类，可燃物，金属，和其他不可燃物，类似玻璃制品，这样可以入炉的垃圾变得均匀，后面的烟气处理程序也变得简单。
对垃圾焚烧电厂来说，预处理不可或缺。而预处理在整个成本运营上，是“不合理成本”，是本来可以避免的成本。
过去几十年，“中国式回收”曾经让垃圾分类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良好运转。遍布城乡的“破烂王”，将可以回收利用的金属、玻璃以及书刊杂志等垃圾，进行了自然的分类，促进了垃圾的回收分类。
不过，你或许注意到，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破烂王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野，而我们的城市，也日益容不下一方堆放破烂的场地。破烂王时代结束了，可人们尚未养成主动垃圾分类的习惯。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在这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中，垃圾分类，是整个社会必须付诸的实践，它不仅关系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健康运行。
02 他山之石，或可攻玉
垃圾分类做的相当的日本给我们提供了相当多经验。
他们的垃圾大分类有可燃物、不可燃物、资源类、粗大类，有害类，这几类再细分为若干子项目，每个子项目又可分为孙项目，以此类推，分类相当精细。
回收方面，有的社区摆放着一排分类垃圾箱，有的没有垃圾箱而是规定在每周特定时间把特定垃圾袋放在特定地点，由专人及时拉走。如在东京都港区，每周三、六上午收可燃垃圾，周一上午收不可燃垃圾，周二上午收资源垃圾。很多社区规定早8点之前扔垃圾，有的则放宽到中午，但都是当天就拉走。在一些公共场所，也往往会看到一排垃圾箱，分别写着：纸杯、可燃物、塑料类，每个垃圾箱上还写有日文、英文、中文和韩文。
日本的儿童打小就从家长和学校那里受到正确处理垃圾的教育。如果不按规定扔垃圾，就可能受到政府人员的说服和周围舆论的压力。日本居民扔垃圾真可谓一丝不苟。废旧报纸和书本要捆得非常整齐，有水分的垃圾要控干水分，锋利的物品要用纸包好。
而这为他们垃圾发电的企业带来了什么呢？
并不夸张的说甚至可以建在日本市区附近的垃圾焚烧厂，比起我们水平的并不是一点半点。没有噪音，没有浓烟，这些市区中”默默无闻”的垃圾发电企业，却能处理相当规模的垃圾数量，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年焚烧量5万吨的工厂仅需60名员工。
这当然不仅仅是技术上先进带来的结果，完善的垃圾分类体系，同样也为日本的企业大额减负了。换句话说，我们的垃圾处理企业是在做垃圾处理的整个流程，而日本的企业却只需要负责处理垃圾分类其中的一环。其成本高低不言而喻。
03 分类之路，道阻且长？
垃圾分类与焚烧发电，都旨在对垃圾的剩余资源进行提取，他们不仅互补，而且相互促进。
张超认为，如果实现垃圾的分类投放，不仅仅可以更加有效的保护环境，还可以为环保企业大幅降低垃圾处理的成本，这不仅仅包括企业的经济成本，也包括所需的时间成本。参考日本垃圾处理带来的经验，如果在源头上能够给予企业足够的帮助，我们的企业也能大幅提高的垃圾处理的效率。
构建合理的垃圾分类程序，这会给垃圾焚烧企业带来本质性的变化，甚至不夸张地说，以一个完整垃圾分类架构所带给企业的便利，甚至比设备技术的革新要大得多。在我国不完善的垃圾分类体系下，人们扮演的往往只是制造者还没有普遍养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行为习惯，尚未从‘要我分’转变到‘我要分’，生活垃圾分类教育尚未入脑入心。
让人们意识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持续的宣传引导，更需要在一些崭新的生产体系加以匡正，比如：在商品上添加分类标识，不断提示着人们的分类行为。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行动，日本普及垃圾分类的习惯用了三十年，我们的人口远超日本，需要用多少时间？
当然，中国社会无法容忍30年的漫长的习惯养成，垃圾分类已然迫近现实生活，这是由环境容量倒逼而成的，能否跨越这一步，是我们社会治理能力和城市文明进化的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