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在际，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教授接受《世界环境》杂志采访，阐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目标和行动，展望巴黎气候变化大会。

《世界环境》：各国应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如何处理好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经济的关系？

何建坤：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减少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需求形成尖锐矛盾。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如何进行协调，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达到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高生活质量。实现控制温升2℃目标，到本世纪末要实现近*，世界能源体系将发生革命性变革。以化石能源为支撑的传统能源体系将逐渐由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所取代，人类社会发展将不再依靠摄取地球资源和占有地球有限环境空间，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促进能源体系革命性变革，强化节能和能源替代，建立低碳能源供应体系和消费体系，已成为大国的能源发展战略。

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的目标是统筹应对气候变化和国内经济转型的双赢目标

《世界环境》：6月30日，我国向《*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如何看待中国这次公布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

何建坤：这份文件详细阐明了我国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与相应的政策措施，提出了积极的、有雄心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目标，是统筹应对气候变化和国内经济转型的双赢目标。这一目标已被社会所认可。中国既要为保护生态作出贡献，体现大国担当，又要实现国内经济转型，需要统筹国内两个大局。

△当地时间2015年11月19日，法国巴黎勒布尔热，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准备工作进行中。

中国已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贡献

《世界环境》：中国为什么选择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这一相对减排指标？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何建坤：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较快发展阶段，既要满足随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又要应对气候变化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必须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路径。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强度，即大幅度提高单位能耗和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效益，成为统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减缓气候变化的核心指标和关键着力点。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所确立的是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相对减排指标，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一定时期内仍会有合理增长。这也体现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

“十二五” 时期，中国制定了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16%、二氧化碳强度下降17%的目标，据估算，2014年底已分别下降13.6%和16%，“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可以顺利完成。中国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大国，已经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中国实际减排成效高于发达国家

《世界环境》：您怎么看中国自主贡献中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减排目标？

何建坤：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我国提出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到2014年底已下降33.8%。而同期发达国家下降幅度约15%，我国在减缓碳排放方面的努力和成效举世*。按当前和即将采取的减排政策和措施，到2020年可实现或超过45%的减排目标上限值。当前，我国又提出到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的自主决定贡献目标，实现该目标需作出更大努力。

我国2020年实现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目标情况下，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年均下降率需达3.35-3.91%，而实现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的目标，平均年下降率则需达3.60%-4.11%，2020-2030年期间，年下降率需提高到3.97%-4.42%的水平。从2005至2013年，能源消费弹性平均为0.59。为保障到203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60%-65%的目标，能源消费弹性到“十三五”期间需要下降到0.5左右，到2030年需下降到约0.3的水平。 

 欧盟提出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减排40%的目标，从2012—2030年，其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强度的年下降率预计约为3.6%。美国提出温室气体排放到2025年比2005年减少26%-28%，相应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年下降率预计为3.45%-3.59%。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的速度进行比较，我国的减排成效高于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

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将远大于发达国家
《世界环境》：您怎么看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这一目标？
何建坤：我国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提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由2005年的7.4%提升到2020年的15%的目标，2014年已达11.2%，这一目标经努力可以实现。当前又提出到2030年将其提高到20%左右的自主决定贡献目标，这是需进一步努力的积极目标。

我国2014年一次能源总消费量为42.6亿吨标准煤，未来即使采取大力度节能措施，到2030年一次能源总消费量也将达60亿吨标准煤，实现非化石能源比例达20%左右目标，非化石能源供应量相当于日本、英国和法国能源消费总量之和，未来年均增速要达6%以上，远高于能源总需求年均约2.5%的增速。目前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每年新增投资、新增容量均居世界*。到2030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规模将达13亿千瓦左右，相当于美国当前发电装机总量，中国2030年前新增非化石能源电力装机将是美国的5倍以上。其中水电装机将达4.5亿千瓦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的装机各达3亿-4亿千瓦，核电装机1.2-1.5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可替代煤炭16亿吨以上，减排二氧化碳超过30亿吨。到2030年，天然气比例也将提高到15%左右，煤炭比例下降到50%以下，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将使单位能耗的二氧化碳强度比2013年下降17%，比2005年下降20%。

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值目标，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转折点

《世界环境》：实现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值这一目标，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将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何建坤：我国到2030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值的目标，即意味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将不再以增加化石能源供应为支撑，并与二氧化碳排放*脱钩，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而化石能源消费及其二氧化碳排放不断下降。这也意味着国内资源制约和环境污染状况的*，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转折点。

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均出现在其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之后，经济增速缓慢，能源需求已趋于稳定，能源结构改善即可使其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我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在发展阶段上早于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值时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潜在增速会相对较高，届时能源需求的年增长率也会高于发达国家峰值时的水平。因此需要比发达国家有更大力度的节能和能源结构调整措施，在尽量降低经济增长对能源增长依赖的同时，加速能源结构低碳化。

加强植树造林和森林管理，增加碳汇，是我国减缓碳排放的重要对策和亮点

《世界环境》：您怎么看中国提出的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这一目标？

何建坤：中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提出的2020年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这一目标已完成。2030年增加45亿立方米的森林蓄积量，可固化吸收二氧化碳约75亿吨。这是我国减缓碳排放的重要对策和亮点，每年森林碳汇增加量基本上可抵消水泥等工业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

推动能源革命是缓解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制约的根本途径

《世界环境》：中国不仅面临艰巨的节能减排任务，也面临艰巨的发展任务，中国是将如何协调安排这两方面问题的？

何建坤：作为zui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中国政府根据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责任，主动提出了反映中国应对气候变化zui大努力的国家自主贡献，确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比发达国家面临更艰巨任务。

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对策，也是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资源环境制约日益强化，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再沿袭发达国家以高资源消费和高排放为支撑的传统现代化道路，必须走以技术创新为支撑的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走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推动能源革命是缓解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制约的根本途径。

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核心是建立、安全、清洁、低碳的能源供应体系和消费体系。大力节能，提高能效，抑制不合理能源需求，控制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增长。还要改变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核能，促进能源结构低碳化。

扎实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实现多方共赢

《世界环境》：对于中国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您认为如何分解和落实？

何建坤：中国提出了有力度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既是应对气候变化、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核心目标，又是促进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我国要以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为导向，制定分阶段、分部门、分地区的目标和措施，落实行动。要分解到 “十三五” “十四五” “十五五” 5年计划，作为约束性目标明确提出要求。

工业部门加大减排力度。2020年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50%，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争取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东部沿海地区二氧化碳排放要争取2020年前后陆续达到峰值。

我们要推动能源革命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改善公共健康、增强能源安全及减排二氧化碳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协同效益。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将促进*能源技术创新和低碳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实现多方共赢的发展目标。

期待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有法律约束力协议

《世界环境》：您对即将召开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有什么期待？

何建坤：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前的交流沟通比哥本哈根大会前做得更充分，中国已与美国、欧盟、印度、巴西、法国等大的经济体分别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些沟通有助于大会凝聚共识，促进会议成功。当然人们更期望本次大会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博弈，而是合作共赢，同时也要促进各国经济向低碳转型，实现“发展”与“减排”的双赢，这是达成一个全面平衡有力度的协议的基础。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的共同问题，不仅要注意减缓碳排放，还要关注适应气候变化，加强资金、技术的投入。以减排促进向绿色低碳转型，需要社会携手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