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普萨拉大学的一篇论文中，Åse Linné研究了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虽然既缺乏工业基础，又缺乏科研架构，但仍然创造了生物技术药物。研究结果显示了该国军事科研和一个坚信传统中医的欠发达医疗系统的挑战的重要意义。
并非只是西方国家聚焦于创造基于新科研发现的发明创新。中国自从1978年起，就开始不断加大投资创造“高科技产业”，旨在使中国现代化，并且打造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生物技术产业是这些高科技产业中的一个，但考虑到中国薄弱的科研基础，例如因为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而且中国传统上注重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所以中国对生物技术的投入是具有挑战性的。
“考虑到中国自从1978年迄今的发展，中国将成为未来生物技术制药领域一个 重要角色。科研基础得到了极大加强，而且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zui多自然科学发表物的国家，”乌普萨拉大学企业管理学院Åse Linné说道。
她进行了一个包括五个不同生物技术制药过程的案例研究，这些过程显示了生物技术药物如何开发、生产和使用。该研究显示，在数百个开发项目中，只有少数获得了大范围推广使用。其特别显示出中国在创造这些药物中，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中国国家的积极参与、军事科研的使用和合作的使用。
“中国国家的介入不令人奇怪，但让人感兴趣的是，这是以什么方式发生的，” Åse Linné说。
她发现到了中国国家为各种不同公司和机构之间的互动“开路搭桥”，无论它们是私营还是国营的、军方还是民间的、本国还是的。另外国家机构也直接积极参与到生物制药过程中来，例如通过国有试验室开发新生物技术知识，通过国营公司制造这些药品和通过国营医院使用这些药品。
对于该国开发生物技术药物而言，中国军方科研也有重要意义。军方科研机构在开发和创造新知识方面意义重大，这是明白无误的，这也可以推论，这些科研机构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境况。军方是中国zui复杂的机构之一。来自其他国家的资源，也是中国制药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通过与其他国家其他机构的合作，获得了新生物技术知识，这些知识被用于创造生物技术药物。
然而在开发生物技术药物方面，中国面临众多挑战。技术*的公司凤毛麟角，而且由于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科研和工业之间的纽带脱节。中国的医疗系统也是欠发达的，只有30%的人口拥有医疗保险。另外在医疗保健系统的应用中，zui常见的仍然是化学药品和中药（传统中医）。
特别是缺乏医疗保险会给中国带来问题，Åse Linné指出，因为这会导致许多中国人不得不参加临床试验。另外发展趋势显示，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