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如何才能“立宪”？
文/吴伯凡
英国16世纪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把国家的兴盛与衰落比喻为身体的两种“热”：一种是运动之后身体的发热，它有利于身体的强健;一种是人生病时的高烧，它因身体的“内乱”和“内耗”而起，其热度越高，对身体的危害越大。一国的兴盛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具有外向扩张的强烈意愿和巨大动力，而这种意愿和动力又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具有内在机能的自我调节、自我妥协的能力。培根似乎预见到了英国日后的强大，也似乎间接预见到曾经征服、统治过英国、有着强烈民族*感的法国在进入近代以后将被英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从征服者的角度看问题，以压倒性力量一次性解决冲突和矛盾，逐渐成为了法兰西民族的思维和行为惯性。当内部的冲突出现时，双方都不约而同地选择“*解决”的方式。强势者竭尽全力维护其强势地位，弱势者同样不留余地地以独裁的方式来“终止”独裁，势不两立的双方由此陷入到无休止的革命——复辟、复辟——革命的拉锯战中。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层出不穷的冲突让法国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高烧”不断。
就在这一百多年间，海峡对岸那个小小的岛国成为了“日不落帝国”。在英国，被征服的历史塑造了一种直面冲突的心态。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意识到，冲突不是例外，而是常态，一次性解决冲突是天真的奢望。重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对方”;比一时的征服更重要的，是长期的相处。“妥协”（Compromise，本义是“共同承诺”）在常怀征服者心态的人看来是可耻的，但在英国人看来是一种基本的责任和生存智慧。值得谋求的是“zui不坏的”解决方案，因为没有“的”、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的方案。同为“革命”，法国的“大革命”谋求的是以“*消灭”为底色的“*解放”（Liberation），而英国的“光荣革命”谋求的是以冲突各方共存的“自由”（Liberty）。而“自由”的本义，是在权利界线清晰的前提下“各得其所”或“自得其所”（所以严复将英国思想家穆勒的名著《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
“妥协”首先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共同承诺、相互让步的心智模式，一种对权利和权力界线不可逾越的共识。只有心存妥协的君主和臣民，才可能“共同承诺”，才可能“立宪”。没有这种内在共识和内在契约，外在的契约要么是一纸空文，要么是意在“干掉对方”的双方用来证明自己具有*合法性的说词。
黄光裕与陈晓间“快意恩仇”的通俗大片就是这样开始的。除了更多更大的冲突和骚乱让公司“高烧”不退，它不可能导致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谁赢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没有赢家或赢家一无所获的争斗。真正紧要的是在谁都不赢中谁都不输，是在相互服输中建立一种让家族的暴力和管家的阴谋都难以发作的免疫系统，让“公司立宪”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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