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保在线 行业动态】用货车将大量危险废液从湖南岳阳运输到湘赣两省一些偏僻农村、废弃工矿随意抛弃；从深圳“不远千里”将生活垃圾运至江西被当地村民拦截……近几年来，部分省市非法异地排污事件时有发生，给污染受纳地区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连绵的大雨让8艘船只无法在夜里“卸货”，一桩跨省倾倒垃圾的“肮脏生意”得以暴露——来自媒体近日的报道消息称，有约4000吨来自上海的生活及建筑垃圾欲在苏州太湖西山违规倾倒时被当场抓获，测算显示，事发区域相关垃圾总重量超过2万吨。
　　
　　众所周知，太湖是苏州的重要饮用水源地，在风光旖旎的太湖边居然出现了臭味扑鼻的垃圾山，这则新闻一出，深深刺痛了公众的神经。目前，苏州警方已介入调查此事，并称将一查到底，严肃处理。涉事另一方的上海市绿化市容局也已成立专项工作组配合调查，并要求上海市建筑垃圾管理行业开展全面自查。
　　
　　公众似乎可以放心喘口气等待涉事人员被“严肃处理”了，但翻一翻旧闻会发现，比大量垃圾倾倒太湖边的情况更值得担忧的，是“无独有偶”——2015年5月，上千吨的生活垃圾被从上海用船偷运到江苏无锡惠山区洛社镇掩埋，导致当地环境污染。
　　
　　时隔一年，为何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为何漏洞没有堵上却是愈演愈烈之势？不难发现，近年来非法异地排污现象已呈多发态势。江苏、江西、河北等多地发生异地车辆、船只倾倒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有毒有害废料等事件，如同一个个“生态炸弹”偷袭乡村，严重污染了当地生态和人居环境，甚至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据环保、公安等人士分析，跨区域排污钻了监管漏洞，存在发现难、取证难、追究难的问题，如今依托网络约车运输的隐蔽性更强，亟待建立强有力的惩罚机制，完善危废转移制度和联合执法机制。
　　
　　在众多业内人士看来，一些企业之所以想钻异地排污的空子，是存在双重侥幸心理。一方面，尽管我国法律规定了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但受管理权限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束缚，加上违法者往往选择偏僻的农村地区倾倒，运输时间也专挑夜间，“暗度陈仓”的现象屡禁不绝。
　　
　　另一方面，是法律层面的错误认识。一些实施异地排污行为的企业认为，即便被发现和查处，监管部门只能查到运输者、处置者身上，他们还有机会金蝉脱壳。在不少案件查处过程中，企业负责人都声称，对运输人或处置人跑到异地直接倾倒危险废物的行为毫不知情，以此逃避法律责任。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2014年的江苏泰州“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中，危险废物的产生企业与违法处置者试图通过订立运费补偿协议这种形式，来掩盖非法运输和处置危险废物的目的，但未能逃脱制裁，法院终判决连带承担1.6亿元的生态损害赔偿与生态修复费用。
　　
　　异地排污的违法成本过低问题，需要重视并解决。目前，合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成本较为高昂，专家称1吨危险废液的合法处置费用可能高达7000元以上，而我国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罚款高上限为20万元。对于危险废物的产生企业来讲，违法反而有可能是更“经济”的选择。而一旦监管乏力，容易形成“破窗效应”，让更多人铤而走险，并演化出黑色产业链。
　　
　　因此，填补法治洼地便成了迫在眉睫的首善之选。从诸多现实案例来看，垃圾异地倾倒一般遵循着从大城市向周边附近中小城市、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规律，与一些重污染工厂的转移路径有着惊人的一致。表面上看，这是地方环境容量乃至发展阶段的差别，诚如在大城市，无论是生活垃圾还是建筑垃圾都相对更多，较之于次一级城市或农村，都会有更多的垃圾“输出”压力。但实质上，这之中是不同地区环保执法能力与意识的差异，在起着关键性作用。
　　
　　一些大城市，理所当然要走在前列，这是由原有执法基础和现实的环保压力所决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防止出现一种由区域间环保执法力度不均所带来的“次生灾害”，即污染物和垃圾从环保执法较严的地方流向执法相对较松的地区。应对之道，一方面环保执法薄弱地区的环保执法水平和能力需要尽快提升；另一方面也要尽快打破环境保护上的地方主义倾向，并建立联动机制和跨区域的环保补偿制度。
　　
　　对于一些垃圾处理量大的城市而言，在提升垃圾处理效率和环保执法力度的同时，也要防止由于垃圾处置过程中的分散化，而带来的非规范化处理的风险。诚如一些城市的垃圾处理链条过长，责任模糊，加之层层外包，这就势必增加非法处理的可能。而对于城市垃圾的异地倾倒，也不能仅仅追究涉事企业或运输者的责任，所属城市在垃圾异地倾倒上所可能存在的管理之责不能被虚化。如对于已经造成异地垃圾倾倒并带来污染的事实，垃圾所属城市就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环境补偿义务。如此一来，方能大化提升各个城市对垃圾处置予以管控的积极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调动各个方面的环境监管力量，从源头监控和末端治理多方围堵，异地排污方能逐渐得到根治。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工人日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