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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源禹
混改或将成为过去一年，甚至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环保给人的鲜明印记。
“许多民企都加入了国家队，就像微信logo下面插了一面小红旗。”环境商会执行会长孙明华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血液梗阻”带来冲击波
日前由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公布的《2018中国环保产业发展指数报告》指出，仍处于产业发展能力弱阶段的环保，资金周转和利润增长情况均不理想，环保产业融资难的状况未得到显著改善。从融资结构渠道来看，目前环保产业融资依然以银行及信用社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方式为主，渠道大致包括：银行信贷、债券融资、基金融资、股权融资、融资租赁等。
“企业经营还是要稳健，现金流是企业的血液。”作为衡量持续获取长期优质资本能力的体现，融资能力同样决定企业能否快速发展。长久以来，环保行业一直是民营企业的地盘，业内约九成的企业都是民企。不过，行业关注度提升之后，众多企业在嗅到商机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诚如“PPP模式是企业垫资，项目做完后因各种原因迟迟不能结算，就容易导致出现资金问题。”业界人士坦言。
2018年诸多的利好政策并没有带动环保产业市场需求的稳步释放，反而整个行业一夜入冬。首创证券数据显示，国内环保板块总体市值在去年缩水约45%，企业直接融资难度增大。尤其在环保某上市企业发债失利后，资金链紧绷如同多米诺骨牌般不断传导。随着去杠杆化、金融紧缩风向延续，环保产业的融资难度不断攀升，融资能力也随之不断下降。
不过，融资贵，至少“有价有市”；融资难，却是“有价无市”。环保行业信用等级遭遇金融机构的隐性下调，企业再融资压力普遍加大。在对环保行业风险偏好明显降低的同时，企业融资渠道变窄，融资成本变高。而上市企业总数和融资总额出现不同程度增幅，也进一步说明环保产业融资能力逐步由依靠政府的资金支持向自身吸纳融资转变。
国资大动作加速
在资金出现困难的时候，环保民营企业往往会作出一个同样的决定：引国资入股。近几年，以实力雄厚的地方国资、中央级基建企业等代表的新国企势力在产业中崛起，包括三峡集团、中国建筑、中交建、中广核、中国葛洲坝集团、航天科工集团等都在加速入局，加剧整个行业的竞争和整合。
与之前“小打小闹”的合作不同，这次国资入股民企的程度更深、参与更多。从2018年开始，环保行业加速混改。进入2019年后，环保民企纷纷“变身”，国资纾困趋势还在延续，目前已经发展到近20例。截至目前，95家央企中涉足生态环境产业的有53家。其中仅在过去一年实际转让或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民营环保公司共计15家，其中12家实控人授权方为央企国企，占比高达80%。
尽管在技术、实践上缺乏积累，这些“外行”却因非常明显的融资优势，与地方政府的天然“亲近”等因素，在地方招投标市场上获得青睐。公开资料显示，国有企业贷款成本为3%—5%，大型民营企业贷款成本为7%—10%，中小民营企业贷款成本为12%—15%。除了单个治理项目，“国家梯队”在黑臭水体、海绵城市建设等体量巨大的环境综合整治领域，其拿单能力也令人印象深刻。
环境治理迎来集中整治期，需要有大资源配置能力包括资金调度和资源整合能力的央企国企来承担这样的任务。一方面加快融资进度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国资背景也为环保企业的市场拓展带来便利。从整个环保行业来看，由于环保板块已成为国企多元经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上佳选择，未来前述两者会形成重要的中坚力量。
民营迎“喘息”机会
2020年，被视作环保行业走出“中年危机”的关键节点。
机遇不等于能力，站在风口上保持专注和定力是更难的。随着行业调整期来临，变动后新的行业格局也正在形成。“既要发挥国企在资金、人才、规范化管理及政府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又要保留民企高效运作的市场化机制和创新能力。”
国资入主上市公司后，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仍是重要目标，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这对环保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经历以资本为驱动的快速发展阶段之后，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的运营管理将会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竞争力。”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赵笠钧说。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特点是大投资、大工程、回报周期长，更适合由国企主导投资，由民企提供设备、技术和工程的支持配套。尤其是细分领域的技术、中小企业的效率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都有很强的竞争力。环保企业应找准市场定位，回归到环保装备设施、环境监测，污染物治理和处理等环保服务的本质上，而不是盲目参与工程类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