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source Misallocation,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原文作者：Shuhong Wang, Xiaoli Sun, Malin Song
 

　　原文期刊：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 Trade
 

　　发表时间：2021年
 

　　关键词：生态效率、生态足迹、环境规制、空间误差模型
 

　　一、 研究背景
 

　　2016年11月，在巴黎协议的框架下，中国提出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60%至65%。尽管这项任务是中央根据地方意愿分配到每个省的，但大多数省份将60%作为目标，这种做法忽略了地区差异，即各省在节能减排潜力方面的不同。一些节能减排潜力较大的省份将60%作为目标导致其失去了进一步减排的动力，而江苏、浙江和河北等排放量较高的省份则为实现目标实施了断电和停产等非常规节能措施。
 

　　相关研究表明严格的环境监管会导致资源利用效率和产业竞争力的下降(Boyd，McClelland，1999)。而设计良好的环境政策则能够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产业竞争力和生产率(Becker, 2011; Porter , 1991; Porter, Linde, 1995)。理论上，根据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将改变生产过程，而遵守环境政策将增加生产成本，因此环境规制是否会优化资源再分配效率取决于不同效应的影响。尽管许多学者讨论了环境监管的适度性，但如何设计最合适的环境政策一直是一个困扰国内外学者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央和地方之间对经济和环境的偏好的差异，各省在制定和实施环境政策时往往偏好宽松的环境政策，这阻碍了中国整体环境质量的改善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各个地区的生态效率下降。然而目前只有少数研究关注环境规制和资源错配对生态效率的影响。
 

　　本文根据各区域的具体情况研究了环境规制和资源错配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并基于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研究了地方保护主义和资源错配情况下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结合了中国各地区节能减排潜力和资源配置，并引入了生态效率分析。因此，本文的研究拓展了经济学和生态学的研究边界，为决策者提供了参考。
 

　　二、模型构建
 

　　假设区域生产函数为C-D生产函数。一般来说，生产要素中的资本要素不受环境规制的影响，而其他要素，包括劳动力、外商投资、金融发展，科技创新等因素，都与环境政策密切相关，因此使用E来表示除资本要素之外的其他要素，将其简化为资源要素。因此，区域利润函数为：

　　s代表产业；i代表地区；π代表利润；τY为产出扭曲；τE为资源扭曲；P为产品价格；R为资本要素价格；ω为资源要素价格。假设各地区中间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是不变替代弹性的D-S生产函数。那么，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

　　资源要素的分配和产出分别为：

　　这表明，资源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不仅取决于资源扭曲τE，还取决于地区环境规制A。如果资源要素配置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各地区的边际产量和资源要素投入成本将存在差异。因此

　　综上所述，资源扭曲τE为， 

　　公式(6)表明，当某地区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且无法获得相关资源要素时，τE将较高；当某地区可以从环境规制中受益时，τE将较低。
 

　　三、 变量选取
 

　　1、资源错配程度
 

　　参考相关研究以各地区市场发展程度的相对差距作为资源错配程度的衡量指标，即：

　　其中factor指市场发展程度，参考相关研究，建立了一个包含外商投资、人口结构、金融发展、科技成果方面的指标体系，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各省份的市场发展指数。
 

　　2、环境规制强度
 

　　本文用成本指数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将环境保护投资作为污染治理成本，使用环境保护投资/GDP来代表污染价格P，并计算两个省份之间的相对污染价格价格ΔQijt，即：

　　然后，一个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可根据该省与其他省份之间的相对污染价格的平均值计算得出，即：

　　3、生态效率
 

　　生态效率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进行测量，投入指标包括劳动(年末员工人数)、资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土地(生态足迹)，产出指标包括经济增长水平(GNP)、社会发展水平(包括科学、教育和医疗)和环境条件(污染足迹)。
 

　　4、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区域物流水平(人均里程数)、互联网普及率、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支持程度(区域环境保护投入/总投入)、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财政支出/GDP、财政收入/GDP)、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产值/工业企业产值、国有企业产值/私营企业产值)、企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企业环保支出/管理费用)、科技发展水平(发明专利数量)、人口自然增长率、消费水平(CPI)、人均土地承载力。
 

　　四、回归分析
 

　　（一）环境规制与资源错配的关系
 

　　为了研究环境规制和资源错配的关系，建立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rm指区域资源错配程度；sp指相对环境规制强度；X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区域物流水平(tur)、政府经济监管能力(gfe1)、对外贸易依存度(trade)、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os1)和外资贡献度(for)；i表示区域，t表示时间。
 

　　为了证实环境规制与资源错配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回归中引入了环境规制强度的二次项；为了更好地控制其他未考虑的变量对资源错配的影响，引入了资源错配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由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之间可能相互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所以采用系统广义矩量法(GMM)，以内生变量的滞后项为工具变量，检验环境规制与资源错配之间的关系。由于资源错配可能会抑制工业生产，并可能进一步影响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因此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作为内生解释变量；资源配置可能与区域物流水平有关，因此将物流水平作为内生解释变量；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出口技术的复杂性，而该地区的资源错配水平可能会影响该地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因此将对外贸易依存度作为内生解释变量。
 

　　下表显示了系统GMM的估计结果，从下表可以看出，引入控制变量前后，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的估计系数不会发生变化，且显著为负，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的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当区域间的相对环境规制程度不强时，一个区域的相对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资源错配程度越弱，然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较大时，资源错配的程度会加剧，我们称这种现象为资源配置的U形曲线。基于U型关系的存在，必然存在一个最优的相对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错配产生最高的约束作用水平。根据回归系数和二次函数的性质可以对其进行简单估计，由此得到的最优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约为1.13。当两个区域之间的相对环境规制强度为1.13时，污染将转移到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区域，从而刺激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资源的错配程度。

　　（二）环境规制、资源错配与生态效率的空间分析
 

　　分析空间相关性的内在机制的空间模型主要包括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模型的具体表达式如下：

　　其中，EFE指生态效率；W为空间权重矩阵；μ表示随机误差项。控制变量包括技术发展水平(tec)、人均土地承载力(ec)、自然人口增长率(pop)、产业所有制结构(os)、互联网普及率(int)、消费水平(CPI)、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gfe)、工业企业的环境保护程度(iep)。
 

　　首先采用OLS方法，进行拉格朗日乘数检验、R-LM滞后检验和R-LM误差检验，以确定空间模型的形式。同时，进行Hausman检验和LR检验，以选择空间固定效应模型(s-FE)、时间固定效应模型(t-FE)、时空固定效应模型(st-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根据结果，最终使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s-FE)，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知，环境规制强度的系数为正，环境规制强度二次项的系数为负，这表明，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对生态效率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差异越大，生态效率越低。结合上文分析，可以得知如果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缩小，不仅可以降低资源错配程度，还可以提高生态效率。资源错配的系数为负，表明资源错配对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由于相对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错配具有显著的U型影响，因此，相对环境规制强度和生态效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是稳定的。环境规制与资源错配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减弱了资源错配对生态效率的负面影响。
 

　　（三）稳定性检验
 

　　为了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定性，引入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3，其元素表示为两区域间距离的倒数。综合考虑不同地区经济水平和地理距离对要素流的影响，建立了权重矩阵W4。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根据LM和R-LM的结果，应采用SEM进行分析。Hausman检验和LR检验的结果表明，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环境规制强度的系数为正，环境规制强度的二次项系数为负，资源错配程度的系数为负，交互项系数为正，这些结果与上文的结果一致，表明空间权重矩阵的变化并未改变环境规制和资源错配对生态效率的影响。

　　五、结论和影响
 

　　本文首先分析了相对环境规制强度对资源错配的影响，发现当一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另一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之比超过1.13时，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加剧了地方资源错配程度，当该比例小于1.13时，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降低地方资源错配程度。一个地区环境规制的适宜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该地区相关的其他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只有适当的环境规制才能达到减少资源错配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考虑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根据历史和现实条件设计合适的环境法规和环境政策。
 

　　根据环境规制、资源错配和生态效率的空间回归，可以得出环境监管和资源错配会影响生态效率的结论。环境规制与资源错配之间存在U型关系，二者均对生态效率产生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在努力提高生态效率的同时，也应该关注环境监管力度和资源配置水平。此外，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需要相互合作，根据当地条件制定适宜的法规和政策。地区应根据最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比率制定环境政策，以确保地区发展与全国目标相一致。如果政府在短期内采取严格的环境政策，资源错配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抑制作用，长期生态效率将收到负面影响。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存在加剧了资源错配程度，技术进步对生态效率的提高产生重要的影响。
 

　　因此，本文建议：第一，应尽快取消区域保护主义，鼓励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促进要素流动；第二，应继续坚持限制性污染控制措施，并将污染控制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一部分，以确保地方政府政策能够在污染控制中发挥作用；此外，应利用优惠补贴等措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原文摘要
 

　　This study presents an ecological efficiency analysis by combining the potential of every area in China in terms of emissions reduction and energy savings with resource allocation. Changes in ecological efficiency are calcula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factors are introduced to identify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ecological efficiency. The results indicate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vincial rela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ength 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degree, where regulation could relieve resource misallocation somewhat and improve ecological efficiency. However, after the curve’s turning, ecological efficiency deteriorates. The study expands the research boundary of economics and ecology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policy-makers.
 

　　作者：
 

　　赵一凡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研究生
 

　　指导老师：
 

　　王  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原标题：文献分析|环境规制、资源错配与生态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