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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2025中国生态环境产业发展大会暨环境上市公司论坛在北京顺利召开。本次大会，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发表题为《十五五时期经济增长的优势、短板、战略与结构性改革》主旨发言。
刘世锦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亟需围绕增长阶段转换与约束条件变化、短板与瓶颈破解、优势动态转换与重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和结构性改革等重要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终端需求不足是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源头性问题
中国经济经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后，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由高速逐步转向中速，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需求不足主要不是投资和出口不足，而是消费不足。
刘世锦表示，中国现阶段的消费需求不足是一种结构性偏差，主要表现为居民服务消费占GDP的比重明显偏低。现阶段，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不论是与现阶段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典型经济体相同发展阶段平均水平相比，都存在相当大幅度的偏离，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服务消费特别是发展型消费增长不足。这种状况难以用平均水平的小幅度偏离来解释，可称之为一种结构性偏差。
刘世锦认为，消费不足不能泛泛而论，要明确重点痛点。从消费内容看，消费不足主要服务消费不足，重点是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等与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的发展型消费不足。从人群上看，城市居民面临着教育、医疗、住房的压力，但缺口最大的还是农村居民，重点是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进城农民工。从体制机制政策看，实质上还是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要通过以人为中心、发展权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找到破题之道。
针对消费不足问题，刘世锦提出“终端需求”概念，终端需求是指消费+非生产性投资，后者主要是与民生相关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终端需求增长放缓和相对收缩是导致宏观经济减速、产能过剩加剧、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的主要原因。
刘世锦强调，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包括价格低迷、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地方债务负担重、城市白领阶层消费降级、产能严重过剩等挑战，这些都是终端需求不足派生的。而扩大消费要把注意力和重点放到解决终端需求中消费比重结构性偏低这个源头性问题。把终端需求提到合理水平，经济运行就有了的源头活水，诸多派生性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这是解决需求不足的第一性原理。
十五五时期经济增长逻辑转为重视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侧导向
在研究领域，经济增长空间分为高度和宽度。高度是指社会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由技术创新、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推动。宽度是指全部社会成员中不同部分，比如分成十个组别，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对已有生产能力的有效需求。高度决定了可能达到的增长速度，宽度决定了实际能够实现的增长速度。
近期我国在创新领域呈现出令人鼓舞新气象，如DeepSeek、人形机器人等新兴技术，主要是提升增长的高度，并不能代替增长宽度的扩展，还可能引起宽度上的问题，如人工智能减少现有工作岗位，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等，由此可以解释一种困惑——为什么创新和新产业看起来发展不错，但经济增长承受的压力很大。
刘世锦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逻辑要由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创新与消费驱动，由重视产业和物质资本投资的供给侧导向，转为重视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侧导向。具体而言，稳定和扩大终端需求，以终端需求评估产能状况，以产能状况决定投资规模和结构，以投资引导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
终端需求增长较快，将带来更多的投资需求；反之，如果终端需求增长缓慢，或者某种程度上的相对收缩，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和债务负担增加。这里并不是简单地要消费还是要投资的问题，而是要理解二者之间相互依存、同向增长的深层关联。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无疑都很重要，但要以终端需求的必要增长为前提。刘世锦强调，需要防止在终端需求不足、产能严重过剩的领域，以新名目大上新投资、新项目。
提升终端需求需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率，并实施相应的结构性改革与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一是稳定经济增长，持续推动城市化，稳定和扩大城乡居民就业，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工资性与经营性收入比重；二是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将部分滞销住房转为面向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并将扩张性财政资金重点用于提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及发展型消费；三是在“十五五”期间，通过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完善缴费制度等方式，力争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提高，同时推进城乡土地与财产权利制度统一，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三大优势
刘世锦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条件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识别、培育并利用好新格局下的增长优势尤为重要。他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目前有三大优势：
一是追赶潜能优势。所谓追赶潜能优势，就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现阶段中国人均1.4万美元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大约是3.5至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增长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传统制造业和农业的转型升级等。这部分需求较为稳定，供给侧技术相对成熟，实现这部分增长潜能的确定性强，在目前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发展环境中尤为重要。
二是以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为重点的新技术革命优势。尽管中国在科学发现、原创技术层面仍然有差距，但距离缩短，在有些领域，重点是产业工程化和商业应用场景等领域，已经处于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的位置，开始踏入全球科技进步前沿的无人区。中国技术发展位置的变迁，主要依托于中国自身技术进步能力接近国际前沿、创新体系逐步形成和改进的基本面。在低碳绿色产业等领域，中国走出了具有自身特殊的创新驱动绿色转型路径。
三是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目标相适应，应当实施“制造强国”、“消费强国”、“金融强国”战略，作为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础三角结构”。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既包括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也包括生产、投资、贸易、创新、金融、货币等方面的超大规模。
刘世锦表示，上述三类优势在现实中同时存在并发挥作用，借助相互融通、相互支撑形成叠加协同效应。
原标题：刘世锦：十五五时期经济增长优势、短板、战略与结构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