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垃圾分类试点的失败，给当前我国垃圾处理工作蒙上了一层阴霾。垃圾分类难在何处？难道真是因为国人素质低下？垃圾分类之忧到底该由谁来破解？这些都是亟需理清的迫切问题。

　　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现在，14年过去了，似乎效果并不明显，垃圾分类为什么这么难？
　　
　　垃圾分类难，不能只怪民众素质低
　　
　　合理的垃圾分类不仅能节约国家财力，减少浪费，更能让垃圾得到合理消化，缓解垃圾围城的囧状。事实上，经过国家宣传，大多数的居民也接受垃圾分类的理念，但是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依然长期停滞不前，8个试点城市尚且效果不明显，更何况其他城市？垃圾分类为何总是知易行难，普及知识容易，行动却往往虎头蛇尾，半途而废，难道真是我国人民素质低吗？
　　
　　加强国民垃圾分类的知识和理念等软件建设，让人们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和意识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垃圾后续处理的硬件支撑，软件再好，也终会疲软。很多地区在开始积极几天之后，会出现意识倒退，重新归于垃圾混放，就是因为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受到了打击，政府应首先建设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的硬件设施，让垃圾分类的理念有运行的平台载体。
　　
　　现在我国各大城市基本完成了分类垃圾桶的布点，尤其在8个试点城市，各小区、单位等公共场所都伫立着分类垃圾桶的英姿，但是不少市民却发现，即使我们分类投放了，垃圾车回收时，却是混收的，如此一来，市民们的分类投放还有何意义？垃圾分类是个系统的工程，一个环节滞后都会带来整个系统的运行难题。
　　
　　垃圾分类要成功，消费观念须转变
　　
　　近日，广州市举行了“垃圾分类万人行”，可谓全民动员，声势浩大。事实上，广州市在垃圾分类方面的工作投入了包括资金、政策甚至是市长的脸等大量的人力物力。然而，即使做好了垃圾分类工作，广州市的垃圾问题依然很难解决。
　　
　　首先，消费观念没有改变，多即是好的面子观根深蒂固。本人曾经带领志愿者做过一个餐厨垃圾的调研，大部分的餐厨垃圾的产生不在于居民家庭，而在于酒楼食肆。其中，以公司请客和婚宴宴席所产生的垃圾为主。可以看到，在公共生活中，社会大众还是非常爱面子，认为如果请客吃饭光盘了，太寒酸了！于是，我们所消费的远远超过我们所需要的，但不曾有认真的反思。
　　
　　其次，源头减量没有政策约束，产品设计不便于分类回收。我们日常消费的产品，大多都是过度包装或者用复合材料制成。过度包装的产品，无形中制造了很多垃圾；而结构复杂、不容易拆解或使用复合材料的产品，对垃圾分类来说更是天大的难题。现在的产品采用无缝的设计、每个部件都做得精细和不同材质，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市民对其进行分类的难度。
　　
　　因此，消费者教育这一片空白如果没有跟上、产品环保设计没有保证的话，可以预见，我们越分类，所扔的垃圾也就越多。这道理，就像治理交通拥堵的怪圈一样———车多只好修路，而路宽了车就更多。
　　
　　专业人士对于现在广州的垃圾分类工作比较悲观。没有触及到消费教育层面，更不要说可持续生活的价值观层面，也没办法对生产企业进行下手———广州市民消费着来自各地的产品(而这些杂七杂八的产品都扔在广州)，光靠广州一个城市，是不可能要求其他地方甚至外国的厂商在生产设计的过程中考虑环保降解、容易拆解。
　　
　　还有一个更无奈的原因，广州这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已经跟不上人口的发展和个人消费水平的发展。随着广州市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将会有更多的产品和更多的消费———而这是我们常常说的更高的GDP。
　　
　　城市发展太快，而生活在城市的市民却没有懂得怎样在城市里面生活———而这，是垃圾分类可以解决的吗？
　　
　　垃圾分类之忧该由谁来化解
　　
　　垃圾分类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由政府大包大揽，不断增设机构、增加编制和人员，也不符合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的潮流和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当甩手掌柜，不拿出具体的推动方案和引导措施
　　
　　“深圳垃圾分类大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也许大家看法各不相同。我认为，组织机构不健全和人员配置力量薄弱，是目前深圳垃圾分类推进的大软肋。”深圳市人大代表陈寿生坦言，市一级设置了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事务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分类中心）这个专门机构，但各区均为临时机构和临时抽调人员，不仅要搞垃圾分类，还要兼顾城管其它繁多的工作。“按照规划，深圳明年要全面推进垃圾分类，这是一场攻坚性战役，各区作为垃圾分类具体操作实施单位，其临时机构和人员就像是不成建制的‘游击队’，如何应对这场战役呢？”
　　
　　而对于人大代表的建议，深圳市编办的态度也很明确，即不能加人，“目前按照国家有关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要求，各级政府必须严控机构编制事项。”
　　
　　人大代表的忧虑不无道理，其指向的是垃圾分类的严肃性和可持续性，即垃圾分类是一项科学性和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且事涉繁杂，要推动这项工作显然不是光喊喊口号就行，而须从机构到人员等等都要有充足的配备。市编办则给出了另一条途径：垃圾分类不能由政府大包大揽，得充分调动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各界力量。
　　
　　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社会”确实在推动垃圾分类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譬如香港将物业管理公司作为主要合作伙伴，让物业管理公司在政府与居民之间起到桥梁作用，物业公司的主要职责有四：一是确保住户愿意及能够先在住宅内将回收物品妥善分类，然后再放到收集点；二是规划购买和放置垃圾分类设施，根据实际环境及楼宇特点，在每层楼“度身订造”适合的废物分类和回收模式；三是尽可能记录回收物品及垃圾收集数量，以便比较实行“计划”后的成效；四是定期收集废纸、塑料及金属。其他回收物品，例如旧衣服、电脑、电器电子用品、电池等，可每隔一段时间收集一次。此外，回收的物料可直接卖给回收商，所得额外收益由管理公司或清洁承办商回馈居民。
　　
　　垃圾分类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由政府大包大揽，不断增设机构、增加编制和人员，也不符合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的潮流和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当甩手掌柜，不拿出具体的推动方案和引导措施，在不增加编制的前提下，如何充分调动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各界力量，有没有细化方案，具体又该由哪个部门负责规划、执行？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须得到很好的回答，否则后的结果可能是人的确没增加，事却始终没人管，留下的只有一堆无力的建议和泡沫般的美好预期。
　　
　　无论从城市发展还是民生幸福的角度来考量，推动垃圾分类都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从范围来看，这都是项极为艰巨的工作，有可能得花上一代人的时间。但有困难，不代表就可以只空谈不实干，化解垃圾分类之忧，还须多拿出有成效实招，即使是微创新、微进步，日积月累，也终会有所收获。
　　
　　完善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是中国城市垃圾处理的大趋势和必然要求，小垃圾考验政府大智慧。我们应重视起来，尽快从失败中寻找经验，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找出问题的症结，建立有序的垃圾处理体系，制定更合理的操作办法。垃圾分类问题是一场慢性病，需要长期的制度支持，坚持服药，不能稍有思想放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治理，只能造成效果不佳的局面，只有政府长抓紧抓，才能让垃圾顽疾得到良好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