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有法难依” 民间环保组织拟获合法身份

　　【中国环保在线 行业动态】环保公益诉讼“有法难依”，对建立环境保护的社会行动体系，形成了严重的瓶颈因素。“玻璃门”之外，社会环保组织跃跃欲试，却“手无寸铁”，只能刷刷标语喊喊口号；“玻璃门”之内，环保公益诉讼被法律所尊崇与规制，却不过是“镜中花”。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日前，来自2014年广东省环保社会组织年会上的公开消息称，广东计划用5年时间在全省培育扶持300个环保社会组织，打造3—5个规模较大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组织，建立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行动体系。
　　
　　不容置疑的是，眼下我们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环保形势。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环保问题上升至国家层面。应对环保困境，每一次努力都值得期待。此次广东提出的五年培育三百环保组织也是如此。
　　
　　壮大环保社会组织，不仅契合了环保问题庞杂、专业、影响面广等特点，而且增加了公共管理的力量，为政府减轻包袱。在大力推广“负面清单”的背景下，哪些是政府该管的，哪些是政府可以退位的，职能部门应有的定位。让行政之手不再“”，腾出更多空间壮大社会组织，对增加社会自理能力，增强社会活力也有裨益。
　　
　　“小政府，大社会”已是大势所趋。相比于其他社会问题，环保事业更需政府“简政放权”，让专业的社会组织承担责任。2015年1月1日起，新《环保法》将正式实施，该法将民间力量有序地纳入环境治理的机制中，设立了环保公益诉讼制度，为环保组织提供了公益诉讼的机遇。
　　
　　相比于其他社会问题，环保诉讼具有鲜明特点。首先，环保问题诉讼成本高、专业性强。单靠个人对抗污染主体，不仅面临取证难、耗时长、费用高等特点，而且和强大的污染主体相比，个人如“蚍蜉撼树”，胜诉率不高。
　　
　　其次，环保事关公共利益，长期看绝非一人一地受害。过往无数例子证明，一条被污染的河流，或者一片被污染的土壤，牵涉到的利益群体是群体性的，也具有潜伏性（短期危害不明显），因而环保诉讼属于“众益”范畴。而若政府承担诉讼责任，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被拿来堵枪口，甚至成为民怨倾泻的对象，因此让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政府做好监督工作，更具可行性。
　　
　　而需要指出的是，壮大环保社会组织，并不意味着政府彻底“卸包袱”。从目前来看，政府至少要做足两方面功夫。一方面，要对嗷嗷待哺的社会组织“扶一把”。目前法律规定具有提起诉讼权力的环保社会组织并不多，诉讼涉及鉴定费用高昂，不妨对参与公益诉讼的环保组织在资金上帮扶，这不仅能增强民众对公益诉讼的信心，而且也给社会组织注入了强心针；另一方面，政府要做好“守夜人”角色，监督好环保组织的履职能力。设立准入退出机制及相关考核标准，定时对环保组织来个详细“大体检”，剔除无所作为的组织，嘉奖有贡献的组织，促进环保事业蓬勃发展。
　　
　　民间环保组织将有合法身份
　　
　　与此同时，提起耗时近3年、两次公开征求意见并数易其稿的新环保法，中华环保联合会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感慨良多，“民间环保组织终于有了合法身份。”
　　
　　为这个期盼已久的合法身份，马勇等了多年。2012年8月，环保法修订一审时，“公益诉讼”未列入；2013年6月，二审稿规定，“公益诉讼主体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2013年10月，三审稿限定为，“依法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信誉良好的全国性社会组织”；2014年4月，四审稿扩大到“设区的市级以上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相关社会组织”。
　　
　　一波三折的背后，争论的焦点正是公益诉讼主体范围。“对民间环保组织来说，‘合法’身份的获得一直是难题。这次诉讼主体范围的扩大，意味着更多的环保组织可以依法共同为改善环境‘并肩战斗’，届时将有数百家公益组织被纳入进来。”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表示。
　　
　　环境公益诉讼，即由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即将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其他的法人、自然人或社会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由于我国对环境公益诉讼没有完备的机制，现实中环境公益诉讼常常遭遇意想不到的窘境。中华环保联合会是我国早开展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作为诉讼部部长，马勇去年和同事们在全国共提起8起环境公益诉讼，但没有一起被受理。
　　
　　鉴于此，新环保法特别作出规定，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新环保法的一大亮点，值得肯定。
　　
　　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也是激励公众参与环保的有效途径。“改善环境仅靠环保部门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环境公益诉讼可以对非法排污或执法不力的企业、政府形成压力，对杜绝环境违法行为、保护环境是件好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委员信春鹰表示。
　　
　　环保公益诉讼须打通“玻璃门”
　　
　　之于环境污染，新环保法虽然规定了“按日计罚”的重罚条款，但根本上，行政罚款的数额还是相对较低和有限的。与此不同，环保公益诉讼的高额索赔，则像是打向污染企业的一记“猛拳”，大大提高了其污染成本。只是，在我们并不算长的环保公益诉讼实践中，却遭遇了“有法可依”但又“有法难依”的窘境，环保公益诉讼屡屡遭遇走不通的“玻璃门”。
　　
　　事实上，于2013年1月正式实施的新民诉法已然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去年中华环保联合会开展了8起环境公益诉讼，总索赔额达亿元，结果却是零受理。
　　
　　而于草根环保组织来说，要么是尚未达到新环保法“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资质，要么是缺少资金、律师、技术，多游离于公益诉讼之外而只能做些环保教育活动。
　　
　　环保公益诉讼“有法难依”，对建立环境保护的社会行动体系，形成了严重的瓶颈因素。“玻璃门”之外，社会环保组织跃跃欲试，却“手无寸铁”，只能刷刷标语喊喊口号；“玻璃门”之内，环保公益诉讼被法律所尊崇与规制，却不过是“镜中花”——如此情势，既不利于社会环保组织的发展壮大，更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环境保护与权益诉求。由此可见，打通环保公益诉讼的“玻璃门”已势在必行。
　　
　　从中华环保联合会屡次碰壁来看，打通“玻璃门”首先需要司法的支持，否则，一切的前期动议与工作，都会变成徒劳。而于更多的社会环保组织来说，资金和技术层面的掣肘需要根本扭转。众所周知，“诉索赔数额越大，诉讼费用就越大”，除此之外，还有高昂的鉴定费用和严格的取证资格审批，这些都会将社会环保组织拒于公益诉讼的门外。
　　
　　理论上，环境公益诉讼利益归属社会，所以诉讼成本应当由社会承担。目前，已有司法界人士指出，由于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诉讼费用应该由国家承担。当然，若是污染企业败诉，诉讼费用依法应由败诉方负担。事实上，早在2011年，海南省就出台了《省级环境公益诉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用以解决公益诉讼诉讼费用的预交和负担问题。
　　
　　而除了诉讼费之外，围绕公益诉讼还有调查取证费、鉴定费、勘验费、评估费等等，完全靠社会环保组织承担几乎不可能。所以，之于环保公益诉讼，一方面需要梳理相关收费，予以减免等司法援助；另一方面，也需要建立和发展环保基金，予以定向支持。环境保护本就是一项波及面甚广的社会事业，因此，支持环保社会组织和公益诉讼，就需要各有关方面形成政策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