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9.98万辆,同比增长3倍。其中,纯电动乘用车生产2.57万辆,同比增长114%,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生产1.05万辆,同比增长2倍;纯电动商用车生产5.78万辆,同比增长6倍,插电式混合动力商用车生产5725辆,同比增长51%。列入《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前六批的国产新能源汽车生产9.18万辆,占12月产量的92%。
“目前国内外主要通过货币类激励(购置补贴、税费减免等)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且激励工具主要集中在购置和使用环节,在生产研发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激励工具种类相对较少。”
1月7日,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发布2015年研究课题《新能源汽车政策工具包解析》显示,上述政策符合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阶段性需求。但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使用,必须依靠更为完善的充换电基础设施的布局。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政策对市场的促进作用都有十分的效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永伟表示,“人们常有一种误区,认为补贴是产业发展重要的一个手段。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补贴特别是直接货币化的补贴是把双刃剑,要有一个很好的转换机制。”从北京的情况来看,大家越来越相信非货币化的激励政策作用在凸显。2015年北京电动汽车的消费两次攀高,彰显了不限行、不限购政策的效果,这对其他城市的启示作用较大。“早期补贴多一点,到一定阶段就要退坡;但退坡时其他工具要快速和它衔接,非货币化的政策要和补贴货币化的政策要有机结合起来。随着新能源汽车总量的提升,非货币化政策引导是更为健康可行的策略。”
近日,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发布了《主要市场新能源汽车政策对比研究》报告。报告将激励工具按相关环节分为生产、购置、使用和基础设施四大类;按激励形式是否涉及资金给付分为货币和非货币两大类。中国市场正在推行的新能源汽车激励工具有31种,从环节类别看,购置类和使用类较为丰富,基础设施类次之,生产类较为薄弱。从激励方式来看,货币类激励工具占主导地位,31种中货币政策为19种。购置补贴、乘用车使用补贴、保险费用优惠等政策也都为消费者耳熟能详。
然而,货币补贴政策并不都能发挥长效作用。就购置补贴政策来看,这个政策的实施和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正相关性。张永伟表示,“即使两级补贴已经有非常大的额度了,但是在扣除补贴之后,新能源汽车和类似性能的传统车相比价格差距仍然不小。以纯电动的北汽E150、混合动力的荣威550Plugin为例,在同档次传统车加上购置税之后,北汽、荣威的这两款车型比同配制的传统车型分别要高出5万元和4万元。对于普通消费者购车时的选择来说,这块差价依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消费者可能会转而考虑其他类别车型。”
据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研究咨询部副主任张娟分析统计,我国目前的新能源汽车政策中货币政策占据多数。不过,在销量激励显著的5种政策中,有4种为非货币(财税)类,货币类的仅有1种。“统计来看,这5个工具分别是限购、公共充电桩管理系统、基础设施建设的直通窗口、电池回收利用补贴、不限行。”张娟说。“非货币化政策正逐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补贴只是一种手段且不是为关键的。”欧阳明高说。
原因是多方面的。“限购和不限行在大城市中对新能源汽车有提振作用,因为大城市出行刚需比较强烈。在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私家车主对交通工具的选择,倾向于出行的便利。”张永伟说。
欧阳明高认为,虽然新能源汽车的推动力在初期显然是政府,但完全靠政府是不可持续的,要向市场主导转型。所以目前的政策都是为向市场主导转型奠定基础,例如充电开放、造车开放、不限行、路权开放等等。现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基本上都是国内企业在做,后续企业进入,竞争加剧后不能靠补贴,只能靠创新。这其中重要的是技术创新,重点显然是电池技术的创新。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现在像滴滴快车、滴滴巴士对我们推广起到很大的作用。在政策创新方面,2015年新设立的“改进电动汽车财政补贴机制与零排放政策的研究”课题,借鉴了美国加州的积分交易制来研究补贴政策在2020年之后的延续。
从技术上来看,“十三五”期间,电动化、智能化、轻量化“三化”融合是下一步科技攻关的重点,中间的核心是动力电池。在协调发展上,目前显然还有很大不足。整车电池供不上,基础设施滞后。技术、政策跟市场的互动不太良性,甚至出现个别的骗补。面向市场化转型的政策一旦出台,社会投资积极性将会增高,技术创新活跃,市场进一步扩大,形成良性互动。“明年我希望是技术品质的提升年,稳住良好的发展势头,同时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欧阳明高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