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急剧增长,北上广等特大城市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凸显,交通拥挤、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不足等“大城市病”日益突出,城市承载力已经接近极限。
数据显示,北京市机动车已超过500万辆,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超过200万辆,车辆的增加加剧了交通拥堵。在北京,全市目前年用水量缺口近三分之二,不得不依靠超采地下水、从外省调水“解渴”。暑期北京城区日供水量逐渐上升,北京市自来水集团预测,今夏城区日供水量将达到310万立方米至315万立方米,接近318万立方米的日供水能力极限。
在广州,去年不少生源密集地小学学位紧张、“僧多粥少”,其主要原因是当年出生的流动人口增幅超过20%。由于人口多,广州一天要处理1.4万吨垃圾,主城区要处理9700多吨垃圾,1天要处理污水465万吨。
庞大的人口规模,让大城市像一个气喘吁吁的“肥胖症”患者,“负债累累”导致难以正常行走。其中,尤以“缺水”这颗定时炸弹为甚。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全国600多座建制市中,有近400座城市缺水,其中缺水严重的城市达130多个,全国城市每年缺水60亿立方米,日缺水量已超过1600万立方米。缺水给城市工业产值造成的损失在1200亿元以上,且呈增长之势。
事实上,工业和城市的迅猛发展使得用水量剧增,而膨胀的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也在强烈改变着水的自然循环。“由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正常循环机制被打破,自然来水日益减少,城市耗水量剧增。自然的河流是弯弯曲曲的,可我们北京现在看不到这种弯弯曲曲的河流,都是直的,城市的河道都是光溜溜的水泥板,没有水则已,有水的话,泄水很快,就是为了防洪。所有的工程都是冲着这样的目标去的,而城市的水本来就少,这样又加剧了缺水的矛盾。”学者王建表示,“城市不是可以自我维持的系统。一个城市的极限规模由城市所处区域生态系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决定。解决城市水资源危机的重心应放在调整城市功能,压缩城市规模,协调城市人口,减少水资源需求。”
节约用水从细节着手
推行节约用水、合理利用水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似乎是缓解用水紧张的一个佳答案。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公路网建设迅猛发展,尤其是高等级水泥公路更是不断增加,水泥公路除了有交通功能外,还有承接雨水不渗的功能。如果把水泥公路两侧有条件和需水的地域地段建造水窖,则可充分利用这一功能收集雨水,从而避免浪费这一可贵资源。在公路两侧用水窖收集的雨水完全可以满足公路绿化带的养护用水,这也许在雨量充沛的南方地区不算什么,但在雨量相对少的北方地区,其节水功效不可小觑。
调查表明,在中国北方缺水的农村地区,几乎每户院落均有条件建造约40立方米的水窖,能为每户每天提供非饮用水100多公斤,且用过滤型集水窖收集的雨水相对洁净,可减少水窖的淤积物。只要有意避开家庭生活严重水污染源,家庭院落收集的雨水完全可用于供人们洗衣、洗澡、浇灌等日常生活之用,节省相应的地下水资源和水费。
而在缺水城市的公园中、居民小区内兴建水窖储水,则完全可以满足绿化用水,不需其它水源,甚至还能提供它用。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有条件的地方兴建足够的集水窖作为水源,还可解决卫生间冲厕和消防水源储备用水等问题。而从水资源利用的角度考虑,不论城市乡村建造多少水窖、收集多少雨水,也不会影响国家水利、水文现状,因为收集水量毕竟有限,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别让排污企业偷着乐
一方面在节水,一方面却有不法企业在肆意“践踏”日益紧缺的水资源。因此,加强环保治理,优化生态环境,已经成为节约用水的“大事儿”。既然现有的处罚措施效果仍欠佳,业内人士认为,理当对视破坏生态环保为儿戏的无良企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不能让“环赖”有恃无恐。
专家建议,首先要运用经济手段。目前少数企业环保违法后受到的经济处罚,只需要停运一套脱硫设施个把小时就能把罚款“挽回”来了,自然对几万元或十几万元的处罚不在乎。要不让违法企业违法之后“偷着乐”,就要重修环保违法处罚规定和环境污染企业征费规定,根据企业年产值等确定罚款基数,并根据违法污染造成的经济社会损失,加倍征收排污费。通过重罚和加重征收排污费,让企业认识到环境违法付出的沉重代价。
其次,要用好法律法规。抓住国务院新近出台并从10月开始实施《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契机,尽快完善环境违法处罚制度和企业注册登记制度,让违法企业没有立足之地。
此外,要为诚信守法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一方面要大力倡导守法诚信、低碳生产经营光荣,对遵守环保法规、履行社会责任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予以奖励。另一方面要加大对环保科研、环保机械制造的资金投入、贴息和减免税费力度,千方百计地把过高的环保机械设备价格降下来,切实减轻诸如钢铁、水泥、玻璃、发电等领域企业采购使用环保机械设备的经济压力,不但让企业买得起环保机械设备,更重要的是要用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