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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雾霾与治罗锅异曲同工 “微创手术”治病不要命
有些人看APEC期间天儿不错，就说：您看，这雾霾不是能治住吗？就是不想治！——这就是犯了庸医的毛病。临时一段时间，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为了办好重要会议，这是权宜之举；常态这么干，痛下虎狼之药，那还能行？这么多厂子，关几天没事；长期不开张，工人吃风喝风去？
那有没有又治病又不要命的招呢？
政府铁腕治霾
铁腕治霾令人欣喜，但也引来公众的质疑和调侃：治霾为何总是紧盯着烧烤，盯着次要的生活污染？为什么不从根本上治理工业污染？罚款就能治好雾霾吗？钱都到哪儿去了？要是雾霾还治不好，罚款给退吗？
公众的追问颇多，但诉求基本明确：治霾是应该的，但紧盯着小小的生活污染，却不从根源着手，既治不了雾霾，更有扰民之嫌。治理大气污染，如果只是在汽车、烧烤、扬尘等几个次要地位的污染源之间来回折腾，即便再经过修改审议，如此治霾也很难走出争议。
因为，在这样的治霾思路下，不管是旧例还是新规，不管是机动车年检后还要抽检，还是靠罚款来治理违规露天烧烤，公众利益都在文字游戏中被侵犯、被忽略。譬如，抽检机动车，机动车明明已经通过了环保检验，张贴有合格标志，还要对其进行抽检，车主还得配合，这显然缺乏合理性，也等于间接承认了机动车环保检验规则的不科学。
很显然，如此治霾只是扰民，并非安民。雾霾的罪魁祸首其实早已查明，就郑州来说，在针对公开信的回复中，市长马懿也承认，“郑州空气污染的成因主要是资源原材料工业占比过重、燃煤消耗总量过大、机动车总量多增速快、建筑拆迁工地扬尘等问题突出”。可见，整治工业污染才是治霾的首要任务，而吊诡的是，明明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却在政府的治霾条例中被模糊处理。
稍作恶意的揣测，这背后显然还是利益冲动作怪。柿子要先捏软的，既回应了公众的关切，也显示了有关部门对雾霾的高度重视，既解决了燃眉之急，还给舆论交了一张看起来中肯的答卷。自然地，也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因为，在治理者看来，这是理所应当，但在公众看来，这是避重就轻，有失公允。
因为实践早已证明，治霾紧盯生活污染，譬如禁止违规烧烤，郑州并非作出相关规定。且放眼全国来看，豪言全面禁止烧烤的城市名单也有长长的一串，但治霾的效果如何，公众再明白不过—莫说治霾了，连烧烤的油烟都管不住。
天气更冷了，全国各处的雾霾也有所收敛，公众可以欣慰重见蓝天，但政府不能再坐等北风来。郑州治霾所引起的巨大争议也警示我们：治霾诚可贵，安民价更高。政府积极立法治霾是好事，但起码的这法应是良法，而不是乱来，不是故意避重就轻，而应是全盘考量，着眼未来。否则，长官们的表态是真道歉还是假敷衍，也就再明白不过了。
两个轮子走路
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武义青认为，现实情况要求各地适应新常态，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单纯追求增长速度。大的方向，应该是绿色低碳发展、创新驱动发展“两个轮子走路”。不仅河北需要转型，北京、天津乃至整个区域，都要转型。京津冀协同发展，实际上为寻找经济与生态的平衡点提供了一个机遇。
武义青还指出，京津冀地区同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相比，尽管经济活动强度较低，但雾霾更严重。究其原因，一是京津冀地区本身环境容量的限制，二是创新要素的缺乏导致工业排放量大。河北有很好的产业基础，但是创新要素的配置较为欠缺。北京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6%，天津已接近3%，而河北仅为1%。如果能够优势互补，促成河北产业资源与京津科技资源的合作，则不失为一条双赢之路。“各地不该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必须要有更强的全局意识。”
就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武义青强调，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仍是摆在面前的难题。“燕山地区的33个贫困县，有22个在河北。这给河北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形成了较大压力。”武义青认为，河北同京津一样，既有治理环境的需要，也有发展经济的需要。河北的一些问题，需要拿到区域层面来协调，否则很难以一己之力解决。
一般情况下，又治病又不要命的招，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在技术手段、生产条件、产业状况没有大的改变的情况下，保就业保收入保出行，污染就是会加重。治了空气，有些地方就是要影响暖气。出台政策也是一样，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政策也是有机会成本的。
但是，两难格局，还是有突围的方向的。清洁能源、绿色发展，这些是长期的方向；短期来说，想办法找平衡点。好比治病，大面积关停好比放化疗，杀灭癌细胞之际，大量健康细胞也受影响，是不得已的手段。应该想办法做“微创手术”，直取鼻上垩而不伤鼻尖。治罗锅，踩死不行，不等于不可以做物理牵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