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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新华社
在云端，它恰似触不可及。正如垃圾分类如今的境遇：落不了地。
垃圾分类离我们有多远，杭州的回答：至少十五年。
早在2000年，杭州成为垃圾分类生力军，赫然入列全国试点城市；2009年，杭州提出了“垃圾清洁直运”概念；2010年，杭州在主城区30多个生活小区启动垃圾分类，并已推广至目前80万户家庭；2015年3月，杭城继续出招，推出印有二维码的免费垃圾袋，以期从头抓起……不知不觉，垃圾分类于杭州而言，已历经15年光阴。
15载砥砺前行，可喜的是，从体系空白到满腔热情，杭州的垃圾分类已初具规模。残羹剩炙放绿桶，危废旧物置红桶，可回收垃圾扔蓝桶，其他的则归入黄桶，随着相关部门日益强化的宣传力度，垃圾如何放早已为杭城广大市民所熟知。然而可叹的是，旨在减量提质的垃圾分类，却并未给予众望所归的积极回复。显然，垃圾分类在杭州成了两只相互博弈的手，左手是与日俱增的垃圾数量，右手是相形见绌的现实短板，而在此语境下的杭州探索，来到了十字路口。
被“低估”的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唤醒一片灵动。”这是杭州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诚然，当城市垃圾置于合理的回收体系，在破题“垃圾围城”之际，垃圾分类亦能见证当地的成为社会文明程度。
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厦门、深圳……15年前，一场以垃圾分类为名的绿色风暴席卷全国。在人们看来，按照行业标准予以垃圾正确的储存、投放、转运直至末端资源化处理，垃圾也可兼具资源与经济双重价值。不过，本该为城市“瘦身”的良方，却在徐徐前行中偏离了初衷。
杭州城北，某住宅小区内，分类垃圾桶早已附上斑驳印痕。笔者环顾四周，只见绿桶、黄桶并列在前，走近一瞧，五颜六色的垃圾袋唱起了混搭风。事实上，尽管该小区已免费发放分类垃圾袋，但穿上新装的垃圾仍旧大同小异，黄桶内旧衣物、果壳、瓶酒瓶、菜叶根茎被随意掺杂成一团。而这样混居的垃圾，也被统一称谓为：“其他垃圾”。
此外，也有居民指出，“就算是分类好了垃圾，也无济于事啊！”住在该小区的王阿姨无奈得说道，“我们分门别类弄好了，但每天看到清运车全是‘一锅炖’地往里倒，这样不是白费功夫吗？”但在垃圾直运工人吴师傅看来，分好的、没分好的垃圾都得按照分类桶性质倒入清运车内，“名不符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有人说，既如此，就实行积分奖励吧，与利益捆绑在一起，刺激居民的实施热情。现实是，随着政策红利渐行渐远，关乎垃圾的分类意识依旧跟不上宣传节奏。有人说，那就试行“实名制”吧，将家里垃圾袋上印上二维码，与市民信息相匹配，如此便可追踪垃圾源头。现实是，在“互联网＋”的经济新常态下，个人隐私成了对抗这一措施的好砝码。
显然，不起眼的垃圾，被“低估”了。
救赎之道何在
于是，杭州再出杀手锏：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
近日，《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终露真容。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垃圾投放“任性”行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可据此进行责令改正。
“对不按照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行为，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属于个人的处以50元罚款，属于单位的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未按规定投放、收集、运输餐厨废弃物的，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将房屋装饰装修产生的建筑废弃物混入生活垃圾投放、运输或者处置且拒不改正的，个人将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单位则处于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但严法之下，新的难题随之而来。“‘徒法不足以自行’，关键是谁来执法。”不难发现，相关执法部门在被赋予律法的同时，倒逼而来的压力亦如影随形。如何执法，何人执法，不履行条例又该何以捍卫，这一连串的待解命题俨然成了新规落地的拦路虎。
在笔者看来，除了强制政策外，活用市场机制也不失为一剂治理良方。众多周知，垃圾，放错了的资源，其资源化经济属性往往被忽略。因此，仅仅依赖政府独唱大戏，难以吸引企业追逐资本蛋糕，更无法推进公众“我要分”的意识转变。
因此，“深入完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引导企业成为治理主体，并巧用‘市场之手场’助推人们积极参与垃圾分类。”众多业内人士纷纷指出，垃圾分类重在形成一种习以为常的长效机制。通过专业回收公司对个体拾荒者进行规范化管理培训，以此实现垃圾经济属性的前期回收利用。其次，构建常态化的分类指导与监管体制，促进公众科学分类投放垃圾。再者，营造生活方式绿色化的社会氛围，从教育抓起，合理引导、鼓励公众进行垃圾分类的角色转变。
可以预见，未来，垃圾分类于杭州而言仍将面临重重挑战。而如何突出重围，从试点改革到示范城市，杭州仍在路上。
（文中加粗段文字来源于杭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