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摸着石头过河 垃圾分类缘何频遭滑铁卢

　　【中国环保在线 固废处理】垃圾围城是性难题，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被不断制造出来。我国从2000年开始推广垃圾分类制度，16年间各地政府做出过各种尝试，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我国垃圾分类为何屡战屡败？　　
　　我国从2000年开始推广垃圾分类制度，16年间各地政府做出过各种尝试，但是垃圾分类制度始终无法大范围推行，背后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背后，环境问题一直如芒在背，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得见的是雾霾，但还有更多看不见却又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问题，比如垃圾围城。
　　
　　垃圾围城是性难题，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被不断制造出来，为了保证城市的正常运转，大量的垃圾被运往城乡集合部，对城市形成包围之势。根据住建部2013年的数据，我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城市垃圾堆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王久良2010年拍摄的纪录片《垃圾围城》，通过对北京周边几百座垃圾场的调查，用镜头记录了北京的垃圾围城现象。
　　
　　面对垃圾围城的严峻形势，垃圾分类被普遍认为是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步骤。2016年9月，发改委和住建部联合发布的《“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将“分类回收，促进利用”作为基本原则。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教授杜欢政认为，要消除垃圾围城的隐患，首先要从改变公众观念做起，特别是要推进垃圾分类。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蓝蔚青也认为政府部门要通过顶层设计让全民参与处置垃圾。
　　
　　垃圾分类：起步早，走得慢
　　
　　其实垃圾分类这一步，早在16年前就已经迈了出去。2000年，原建设部公布了8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这几个城市针对垃圾分类进行了各种尝试，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早在1996年，北京西城区的大乘巷就开始了垃圾分类。居住在大乘巷的一位退休教师王廷韫在一次讲座中认识了民间组织地球村的创始人廖晓义，了解到后者恰好想找一个小区做垃圾分类的试点。随后，这件事得到了大乘巷家委会主任陈淑芬的支持，于是家委会一方面通过办讲座、公开信等形式让居民了解并自愿加入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另一方面利用办公经费买了6个大桶，贴上不同的标识，开始了垃圾分类的尝试。虽然起初居民并不理解，但是在家委会的耐心工作下，居民逐渐接受并习惯了这种新的垃圾模式。
　　
　　“这样做了一年多以后，居民就逐渐形成了习惯。一些搬迁到别的小区的住户还反映，到了新小区以后不实行垃圾分类，让他们感到像缺了点什么似的不适应。”
　　
　　2010年的跟踪报道显示，大乘巷有9成的居民自觉参与了垃圾分类。向新住户科普垃圾分类方法已经成了老住户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栋楼的楼门长还自愿承担了垃圾分类的劝导工作，即便租户更迭频繁，垃圾分类的规矩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但是垃圾分类在北京却并没有如预想般走上正轨。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深入北京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进行调研后发现虽然试点小区数量不断增加，垃圾分类的硬件设备越发完善，占据垃圾总量超过一半的厨余垃圾也得到了更有效的处理，但总体情况仍然不乐观。
　　
　　一方面，试点小区虽然设立了三类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但由于市政环卫部门只负责回收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的垃圾桶完全处于“弃养”状态。
　　
　　另一方面，居民的分拣意识不足，垃圾分类主要是靠“垃圾分类指导员”进行二次分拣。原本是承担指导和监督角色的分类指导员，无形中变成了垃圾分拣者，长此以往，其他居民“搭便车”的心理也会越来越严重，垃圾分类制度容易陷入形同虚设的困境。试点小区尚且如此，其他小区的情况恐怕会更糟糕。上海则在垃圾分类的类别上面进行了好几轮的尝试，1995年开始，先按照“有机”和“无机”的方式进行试点，2008年又实行四色垃圾桶，分别对应“玻璃”，“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但调查显示，四分法收集的垃圾量仅占生活垃圾总量的3.5%。为了应对这一状况，上海又将“四分法”简化为“厨余果皮”和“其他垃圾”的“干湿两分法”。但是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2015年发布的居民社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仅有6.5%的居民表示“完全实行了垃圾分类”，而高达32.1%的居民则“从未实行过垃圾分类。”